顾骏拟定好了政令,经过王谧批准,下传到各级官员手中。
掾属将领们听说要迁移治所,还是临时的,皆是迷惑不解。
因为这次迁移,实在是太急了些,况且临近深秋,等到了临淄那边,安置稳定下来,怕不是还要一个多月,这都快要入冬了。
而且跟着迁过去的,并不是所有人,多是行政官员和工匠,学宫义学等偏向经学典籍的部门,仍然留在莒城。
有心人隐约看出来,王谧此举,应该是将领地内的官员士族,按照分类,有目的地安置在不同的地方,避免领地内某处一家独大,挤压其他地区的发展。
而这种迁移,会迅速带动当地科技产业发展,即使将来迁往他地,仍然能留下基础良好的底子,保障当地的民生经济。
至此有些官员恍然大悟,领会到这是个极好的机会,便纷纷跑到顾骏那边自荐,言说有能力开拓当地。
这确实是王谧的目的之一,他往某地投入资金人力,但若不在近前,进度难免不好把控,官员也会产生懈怠心理。
而若是他亲身迁移治所,那便不一样了,想要一展所长的的人,便会冒出来表现才能,以获得重用。
而王谧建设好了临淄,便可以把成熟的经验,用到沧州上面,然后将沿途的道路城镇盘活,形成一条繁荣富庶的经济通道,最后将境内的发展带动起来。
这种以点带线,以线带面的做法,和后世一带一路的思路有些相似,算是王谧对领地内突破发展瓶颈的一种尝试。
而他没有宣之于口的,还有另外一重原因。
莒城作为王谧的治所,是他最初的领地,经过这些年的经营,官员士族和当地势力早已经盘根错节,难分彼此。
在最初的高速发展期,这些影响还不是很大,但将来王谧更上一层,那这些最早投靠王谧的士族,尤其是中小士族族,同样会地位更上一步,成为高门士族般的庄园主。
两晋时期的士族,权力是相当大的,尤其是后世谢氏在淝水之战后,一门五公,一支能占据一郡之地作为私产,比之藩王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这种尾大不掉的体制,将晋朝推向了深渊,进入了南北朝地主割据的混乱时代,这是王谧想要竭力避免的。
在思索之后,王谧发现无法从根本上动摇士族的利益根基,那只能退而求其次,先想办法将墙角松动,日后才好深挖。
他这次便是借着迁移治所的机会,将部分官员从土地上剥离开来,随自己到临淄,削弱其家族和土地之间的关系。
临淄那边,王谧会拿出公田置换补偿,同时将莒城相应的私田收回,充作公田。
这乍一看没有改变,但却是能撕开早就盘根错节,在土地归属上固化的官员抱团行为。
之后王谧会通过俸禄的形式,进一步削弱部分钟繇职位和土地的关系,这种做法,类似于后世宋朝的做法。
宋朝虽然在对外政策和结果上被世人诟病,官员体系更是臃肿,但这种体系,还是有某些可取之处的。
其一是宋朝限制了皇家子弟的晋升,导致大部分人终其一生也无法升到藩王,有效避免了两晋藩王尾大不掉的隐患。
其二是官员的报酬分为了三部分,即少量的职田,货币俸禄,实物补贴。
古代地主是很看重土地的,想限制他们吞并土地的欲望,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,宋朝的做法便是高额的俸禄。
这种做法,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土地兼并,但这个度很难把握,导致其数次变法失败,王朝末期仍然出现了土地兼并的失控局面。
换句话说,什么时候出现大规模土地兼并,朝廷却无能为力的时候,王朝离着灭亡便不远了。
两晋时期的士族势力,同样异常顽固,王谧要不是有家族背景做支撑,以及新兴势力的前景吊着官员掾属,难保会面对巨大的阻力。
地主切身利益被触动的时候,是没有什么家国情怀的,投靠外敌是常有的事情,对此王谧只能小心翼翼把握好其中尺度,同时采用迁移治所这种形式掩人耳目。
任何势力根植当地,时间久了,都会不可避免产生腐化,如今王谧通过都带动领地发展的方式,让这些顽固势力变成无根之木。
于是在顾骏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,王谧倒趁机休息了几天,带着桓秀走遍了莒城和附近的城镇。
桓秀被庾道怜限制在宅子里,除了偶尔几次在严密监视下,去附近几条街道转了转外,还是第一次如此无拘无束,玩得相当开心。
就在王谧打算再带桓秀坐船出海几天的时候,甘棠来报,说祖端回来了。
这个消息大出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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