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围绕着行业展开。
“达伦的工作方式,我真适应了好一阵。”刘艺菲说起拍摄趣事,“有一场戏,他让我试了二十种不同的哭法。从默默流泪到嚎啕大哭,从冷笑流泪到边笑边哭......拍到最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哭了。”
“方法派导演都这样。”巩丽说,“他们相信情绪有无数种层次,要找到最准确的那一种。虽然折磨人,但对演员成长有帮助。”
程龙点头:“我早期跟香港导演拍戏,导演就说‘程龙,这里你要笑,我就哈哈笑。后来跟一些文艺片导演合作,他们会问‘你为什么要笑?是开心的笑?苦笑?冷笑?一开始我也惜,后来才明白表演的深度。”
“那《2012》里,你有这种深度的戏吗?”刘艺菲问。
“有啊。”程龙说,“杰克逊这个角色,有很多内心戏。特别是以为家人遇难那场,剧本上就三个字‘他哭了',但怎么哭?是崩溃大哭?是麻木流泪?是边找边哭?我琢磨好几天了。”
巩丽接话:“凯特也是。她既是母亲,又是科学家。面对灾难时,她的恐惧是双重的;对家人安全的恐惧,对文明毁灭的恐惧。这两种恐惧如何交织,需要很精细的把握。”
姜宇听着,适时插话:“这就是为什么艾默里奇坚持要有二周剧本围读。他要演员们在开拍前就把这些细节磨合好。”
“说到围读,”程龙看向景田和朱一龙,“你们两个小朋友准备好了吗?到时候导演可能会问很多问题。”
景田放下筷子,认真地说:“我这几天一直在观察父女互动。我爸爸是政府人员,平时很严肃,但我中考那天,他在考场外等了一整天,我出来时看到他眼睛是红的。那种沉默的父爱......我想用到表演里。”
姜宇满意地点头。
这两个年轻人虽然青涩,但态度认真,方法也正确。
叶宁和陆征也分享了他们的观察。
“我昨天和环球的发行主管聊了聊,”叶宁说,“他们最关心的是中国市场能贡献多少票房。我跟他们算了笔账:2007年中国总票房是33亿人民币,今年预计能到45亿,增速超过35%。如果保持这个增速,到2010年《201
2》上映时,中国市场可能达到80-100亿规模。好莱坞大片在中国通常能占10-15%的市场份额,那就是8-15亿人民币,换算成美元是1.2-2.2亿。”
他顿了顿:“这还只是保守估计。如果电影口碑爆了,加上3D和IMAX的溢价,中国票房可能冲到2亿美元。这对好莱坞来说,已经不是可以忽视的数字了。”
陆征补充:“而且中国市场的增长潜力主要在二三线城市。万达在这些城市的影院布局,正好能抓住这波增长。所以环球才会这么重视和我们的合作。”
程龙听得津津有味:“这些商业上的事我不太懂,听起来好像很厉害。”
巩丽则更关注创作层面:“姜总,追光作为特效公司参与这个项目,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吗?”
这个问题问到姜宇的专业领域了。
他放下筷子,组织了一下语言:“追光做特效起家,我们最清楚特效在电影里的作用。好的特效不是炫耀技术,而是为故事服务。《2012》需要大量的灾难场面,如果只有场面没有情感,观众很快就会审美疲劳。”
他继续说:“所以我们和艾默里奇导演达成了一个共识,特效场面必须和人物情感紧密结合。比如海啸那场戏,不只是展示海浪有多高,更重要的是展示角色在海浪面前的恐惧、无助,以及最后的求生意志。特效要服务于这
个情感逻辑。”
“那技术上有挑战吗?”刘艺菲问。
“挑战很大。”姜宇实话实说,“我们要做的是实拍+CGI的无缝结合。很多场景要在绿幕前拍,演员要想象出真实的灾难环境。这对演员的想象力要求很高,对特效团队的技术要求更高。我们必须做出让观众信以为真的世界
末日。”
程龙感慨:“现在的电影越来越依赖技术了。我们以前拍戏,危险动作都是真上。现在很多都可以用特效完成,安全,但也少了点那种......真实的刺激。”
“特效也能创造真实做不到的场景。”姜宇说,“《2012》里有些灾难场面,实拍是不可能的。比如整个城市崩塌,大陆板块移动......这些必须靠特效。关键是要让特效有“实感,让观众觉得这真的可能发生。”
话题从特效转到行业八卦,气氛更加轻松。
程龙讲了些早年闯荡好莱坞的趣事:“我拍《尖峰时刻》第一集时,英语还不太好。有场戏台词很长,我背了一晚上,第二天开拍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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