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布会后的第三天,姜宇原本的计划是飞往深圳,考察几家潜在的被投企业,并和华为团队进行初步接触。
然而,上午八点半,他刚在首都机场的贵宾厅坐下,陈景明就神色匆匆地走来,俯身在他耳边低语:“老板,计划有变。刚才接到两个电话,我们可能需要取消深圳之行。”
姜宇抬起头:“什么情况?”
“第一个电话来自发改委的一个朋友,很隐晦地透露,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看到了您的发布会报道,非常感兴趣,想‘找时间听听年轻人的想法。”
陈景明压低声音,“第二个电话更直接,是科技部办公厅打来的,说分管高新技术的副部长希望明天上午能和您‘交流一下。”
姜宇放下手中的咖啡杯。
这两个邀约的分量,他心知肚明。
“具体时间呢?”
“都没定,说看您的时间。”陈景明说,“话里话外的意思,是越快越好。我估计,他们可能已经通过气了。”
姜宇思考片刻。
政府高层主动约见民营企业负责人,在2009年初这个时间点并不多见。
特别是他这种“突然冒出来”的年轻富豪,更容易引起关注或者说,审视。
“取消深圳的行程吧。”他做出决定,“改签机票,我们回市区。另外,帮我联系周牧,如果高层要听想法,我们需要准备得更充分。”
“明白。”陈景明立即行动。
一小时后,姜宇回到万达广场的办公室。
早晨的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来,在橡木地板上投出明亮的光斑。
他站在窗前,看着楼下已经开始忙碌的长安街,心里盘算着这次会面的意义。
是机会,也是考验。
如果他只是普通的富豪,高层可能不会如此关注。
但他在发布会上的表态,设立十亿美元基金、重点投资中美创新企业,强调科技报国;这些触动了某些敏感的神经。
2009年初的中国,刚刚度过全球金融危机的第一波冲击。
四万亿计划已经出台,经济转型升级的压力巨大。
高层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,寻找能够带领中国突破技术封锁的“尖兵”。
姜宇和他的追光控股,恰好在这个时候,以这样一种高调的方式进入了视野。
上午十点,周牧风尘仆仆地赶到了。
他直接从机场过来,连行李箱都拖进了办公室。
“老姜,什么情况这么急?”周牧把电脑往书桌一放,抓起桌上的矿泉水猛灌了几口。
“高层可能要见我们。”姜宇言简意赅,“主管经济和科技的两位领导。”
周牧的手停在半空,瓶子里的水晃了晃:“您是说....……那种‘高层'?”
“对。”姜宇点头,“所以我们需要准备。他们可能会问什么问题?我们应该讲什么?讲到什么程度?这些都需要仔细斟酌。”
三人围坐在会议桌前。
陈景明已经准备好了几份材料:追光控股的业务介绍、技术布局、投资清单、未来规划。
“首先,我们要明确一点,”姜宇开口,“这次会面不是汇报工作,而是交流。高层想听的,不是我们赚了多少钱,投了哪些项目,而是我们对未来的判断,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建议。”
周牧眼睛一亮:“那就是要讲趋势、讲方向?”
“对。”姜宇说,“而且不能只讲好听的,要讲真话,讲问题,讲挑战。特别是那些可能被卡脖子'的领域。”
陈景明有些犹豫:“老板,有些话会不会太敏感了?比如芯片,操作系统这些,大家都知道有问题,但公开场合......”
“所以要把握分寸。”姜宇说,“我们以企业家的视角,讲市场判断、讲技术趋势、讲国际竞争。不涉及政策评价,不涉及具体部门,只讲事实和逻辑。”
接下来的一整天,三人关在会议室里,反复推演可能的问题和回答。
姜宇凭借前世的记忆,梳理了2009年之后全球科技发展的几个关键节点:
智能手机的全面普及、移动互联网的爆发,云计算成为基础设施、人工智能从实验室走向应用,新能源革命、生物科技突破.......
以及,中美科技竞争的关键领域:芯片设计、芯片制造、光刻机、操作系统、工业软件。
“这些领域,我们现在和美国的差距有多大?”陈景明问。
周牧作为技术负责人,最有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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